在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崖柏繁育科研基地，科研人员在监测崖柏生长情况。新华社发
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员在救助一只藏羚羊幼崽。新华社发
在陕西秦岭大熊猫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内，大熊猫正在吃竹笋。新华社发
内蒙古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内，马群正在吃草。新华社发
在甘肃省阿克塞县小苏干湖湿地，大天鹅游弋觅食。新华社发
【法眼观】
8月15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共5编1242条，对现行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上百部行政法规等进行了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生态环境法典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
生态兴则文明兴，法治兴则国家兴。生态环境法典将生态治理融入一桩桩民生“小事”之中，既守护山河青绿，又关照市井烟火里的个体感受：夜间噪声扰民、餐饮油烟影响生活、秸秆禁烧惹争议、人兽冲突能否获得补偿……这些常见于老百姓身边的烦恼，如今在法律上有了统一的制度安排。
统一规则适用 释放协同治理效能
山连着山、水牵着水，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相连，山水林田湖草沙并非独立存在的生态单元，而是相互连通的生命共同体。这也决定了，生态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过去，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比如同一片湿地，涉及水体保护、湿地植被保护与岸线土地利用等，不同要素分属不同部门管护，实践中存在各部门各行其是、多头治理的问题，治理成效大打折扣。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杨朝霞介绍，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之前，整个环境立法已形成由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构成的庞大立法体系，但由于立法时间不一等诸多原因，具有“分散立法”“部门立法”“应急立法”等典型特征，客观上存在职权交叉、责任重合、规则衔接不畅等“法不好找”“法不好用”的突出问题。
如今，上述问题有了一整套解法。杨朝霞指出，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实施有助于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体系化重塑。比如，针对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九龙治水”现象，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定，统一监测评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察问责”的“五统一”职能；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与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等。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提出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制度，将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列在责任清单上，从而避免职权不清、责任扯皮。
“行政分区划,生态无边界”。虽然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相互连通的生命共同体，但行政监管上却采用分省、分市、分县的区划管理方式。实践中，江河等自然生态单元往往被行政边界切割，这也导致在生态治理中河流上下游、左右岸治理标准不一、协同不足，产生“半江瑟瑟半江红”“上游排污、下游买单”“以邻为壑”等碎片化问题。
杨朝霞表示，此前，面对跨区域生态问题，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各地治理往往呈现出“单打独斗”的局面。对此，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国家建立健全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协调机制，明确要求跨区域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保护，从而破解行政区划影响重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各自为政”的难题。
过去，一个跨领域环境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部法律，不同法律的处罚标准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执法尺度不统一，甚至出现“同案不同罚”等情况。
杨朝霞表示，罚则是法律的“牙齿”，若不能形成统一的罚则体系，治理就会“漏风”，没有“咬合力”，执法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为解决以往单行法罚则标准不一、轻重失衡、执法主体各行其是的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把原来分散在30多部生态环境单行法里的同类违法类型整合成统一罚则。
比如，针对“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污”行为的法律责任，杨朝霞解释，生态环境法典不再分水、气、海等环境要素各自写一条，而是通过提取公因式方式合并成一条，对所有排污行为统一适用，治理的系统性极大增强。再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对排放放射性废物与危险废物、向水体排污与向海洋排污的同类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幅度保持大体平衡，不再出现“排到河里罚10万元，而排到海里只罚2万元”的畸轻畸重乱象。
保护公众生态环境权益 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公众身心健康，也直接关系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近年来，噪声扰民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小区一旁的广场上，每天晚上八九点了还跳广场舞呢，外放音响震得都快耳鸣了，有时候深夜还有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北京海淀区市民刘大爷上了年纪，谈到居住环境，直言广场上的噪音太扰民，晚上都睡不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朱炳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写入立法目的，并在污染防治编集中回应公众关心的噪声污染、油烟污染等问题。
对于刘大爷遇到的这类糟心事，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否则，将由有关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朱炳成补充，除广场舞外放音响扰民外，一些地方存在的“飙车炸街”噪声扰民问题也应予以重视。尤其是在深夜，“飙车炸街”噪声更加刺耳扰民，严重破坏人们休息睡眠所需的静谧环境。
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违反规定的，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在路边撸串、喝啤酒。露天烧烤摊烟熏火燎，热闹景象让人感叹人间烟火气之余，也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根本不敢开窗，油烟呛人，晾晒的衣服、被子都是烧烤味……”
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否则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不只是露天烧烤油烟熏人，居民楼下的餐馆将油烟直排也饱受诟病。朱炳成认为，餐馆油烟直排，意味着楼上居民要长期忍受不干净的空气，影响着居民的生态环境权益。对此，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违反规定的，可能面临最高10万元的罚款。
朱炳成表示，污染防治编针对上述民众关切的问题作出相应规定，正是落实“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立法目的的具体体现。
治理精准化 平衡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
夏收、秋收后，农田秸秆应如何处理、能不能焚烧一直是农民关心关注的问题。由于秸秆焚烧容易造成污染，如何处理被农民视为“宝贝”的秸秆，一度成了一件“麻烦”事。
以往一些地区的治理过度依赖行政命令，实践中常常采取一刀切管控和运动式执法，不区分地域、时段，采取“一禁了之”的措施。
中国海洋大学私法研究中心主任瞿灵敏认为，这种做法虽然“立竿见影”，但政策执行成本高、效果难以持续，也容易引发农民不满。
生态环境法典摒弃简单粗暴“一禁了之”的一刀切模式，给出了更为精细的治理方案。
瞿灵敏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强调疏堵并举、因时因地制宜，构建了一整套宽严相济、充满柔性的治理机制。比如划定了禁烧区域，规定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
对于农民来说，秸秆是“宝贝”、是资源。在秸秆、落叶等资源化上，生态环境法典强化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规定应当鼓励、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秸秆、落叶等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等综合利用，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等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
瞿灵敏认为，除了行政管制手段外，更应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让农民在农田秸秆资源化过程中受益，使其自主选择更为环保、合理的处置方式，最后让农民从“不敢烧”到“不想烧”“不用烧”。这就有利于平衡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
“生态治理精准化是生态环境法典的显著特点，这显示出乡村生态治理正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人性化治理方向转变。”瞿灵敏表示，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处理“人兽冲突”问题上。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老虎进村伤人、象群损毁庄稼等常见于网络，引发广泛关注。
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虽然已有规定，但是规定过于原则化，受损群众的获得感较差。瞿灵敏表示，对于“人兽冲突”问题，生态环境法典通过事先防控、事中避险和事后补偿，以平衡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使得治理更加精准。
瞿灵敏介绍，预防是最好的救济。生态环境法典将科学防控野生动物致害设定为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定义务，通过建设隔离防护设施、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强化监测预警、开展防护知识宣传等，从源头上减少“人兽冲突”。同时，生态环境法典重申了自然人紧急避险的权利。
被老虎伤害后，或者庄稼被象群毁坏后，是否可要求补偿呢？瞿灵敏解释，根据生态环境法典，因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可依法获得补偿。
瞿灵敏表示，这一规定也呼应了生态环境法典“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原则。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由全民共享，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系为保护公共利益作出的特别牺牲，应由公共财政给予补偿，实现全民共享生态红利与保障受损群众合法权益的平衡。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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