笳吹朔方，马鸣塞上。就在青铜文明于中原大地轰轰烈烈上演之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短剑、牌饰、车马器等器物上书写下辉煌的青铜史诗。有别于中原青铜礼器的庄严厚重，游牧民族的青铜器如何呈现另一番灵动飒然？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为观众道出答案。
展览现场照。
作为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一次系统性、集中性的京城亮相，此次展览汇集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的369件套鄂尔多斯青铜器，包括多件镇馆之宝。同时展出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北京地区出土相关文物，完整呈现鄂尔多斯青铜器从萌芽走向繁盛的历程，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彼此包容、互鉴创新的发展脉络。
百兽跃然，北方青铜器里的草原生灵
公元前3千纪末期，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文明大致以长城、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北方、中原、南方三个亚区。“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指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的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因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且最具代表性而得名。
步入展厅，一件件跨越千年的青铜器静陈展柜之中，锈蚀斑驳的器身诉说着边塞往事。与观众早已熟悉了的代表夏、商、周文化的中原青铜器迥然不同，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环顾展厅，只见飞鸟、虎、豹、马、鹿等动物跃然器上，既展现北方草原民族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也寄托着他们对力量与生命的理解。
战国时期虎衔羊青铜饰牌。
展品中的战国时期虎衔羊青铜饰牌便是草原生存竞争的直观写照。只见一只猛虎将羊脖子衔于口中，羊身甩至背上，虎目圆睁，尾部卷曲，虽略显疲态，但难掩捕猎胜利后的洋洋得意。方寸器物，将草原生态中的捕猎场景凝固了2000多年。
战国时期虎噬鹿银饰牌。
另一件战国时期虎噬鹿银饰牌，同样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瞬间定格：猛虎张口露齿，四只环形利爪紧紧按住猎物，卧伏在虎口之下的鹿毫无反抗之力，充满张力与大自然的悲壮。
以各种动物为纹饰、造型的牌饰、带扣、饰件等，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虎纹牌饰非常典型。考古研究显示，中国北方虎纹牌饰最早出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繁荣期。这种牌饰向西传播，到了内蒙古中南部和甘宁地区，变成了虎噬食草动物的多体牌饰。战国晚期至汉代，虎纹牌饰变成一端宽、一端略窄的P形牌饰，最后发展成匈奴时期的典型牌饰。
商代蛇首青铜匕。
龙形、蛇首、羊首或鹿首匕形器，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类器物。展品中有件商代蛇首青铜匕，以灵动别致的造型吸引着观众目光。其柄部塑造成近似三角形的蛇首，双目圆睁且凸起，青铜泛出的冷光恰如蛇的神秘冷峻。仔细观察，其刃部并不锋利，甚至略显钝笨。考古学者研究，此类造型精美、装饰华丽的匕形器显然不适宜切割、穿刺，应该是在特殊场合下使用的，类似于匙、叉类功用的器具。
《汉书·匈奴传下》曾记载：“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其中的“径路刀”有可能指柄部装饰豪华的青铜短剑，龙首、鹿首或蛇首铜匕。
万里东传，青铜见证文明交融
青铜时代的鄂尔多斯，曾是多元文明交汇之地。鬼方、羌、猃狁、戎狄、林胡、楼烦、匈奴等族群在此活动，并与中原王朝共存、交往、争锋。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至今讲述着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东西方交流，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相互包容、相互融合。
战国时期乳状瘤铜权杖头。
展厅中有件战国时期乳状瘤铜权杖头便是文化交往的产物。圆形器身上密布凸起的小点，仿若迷你版的“流星锤”，颇具异域气息。据介绍，权杖产生于约一万年前西亚的新月沃地，距今约4000年前，东传至中国。鄂尔多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权杖遗存丰富，其中乳状瘤铜权杖头与杆头饰是最具典型性的两大代表类型。
此种形制的权杖头，最早的一件出自土耳其的阿拉恰姆—索乌克恰母，年代距今约4000年。而中国境内最早的一件，为陕西扶风县召公镇回收的遗物，时代为西周晚期。随着这一器物形制沿欧亚草原通道向东传播，乳状瘤铜权杖头最终在鄂尔多斯等北方地区留下了鲜明印记。
春秋时期兽面形饰。
展览首次公开展出的延庆西拨子窖藏、延庆玉皇庙文化墓地等北京地区考古出土的大批文物，则见证了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互动交融。比如延庆龙庆峡龟山东坡墓地出土的春秋时期兽面形饰，将中原纹饰与北方牌饰形制结合在一起，证明当时北京地区是草原文化与燕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地带；延庆玉皇庙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体现中原文化因素的铜礼器等见证了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由少到多，直至中原燕文化最终统一燕山南北。
该展览由首都博物馆与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联合主办，展期持续至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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